所谓“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从2013年就正式提出来，已经做了足够久的铺垫，但即使有再多的铺垫，也必须在实践之前先解决公平问题。
从2021年公开版本的十四五规划看，到当前为止，讨论的重点依然是延迟退休的节奏，关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包括这次，我们从《决定》提到延迟退休的位置不在社会保障的第（44）条而是在人口发展的第（46）条就能看出来。
随着整个国家的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延迟退休必然要开始，也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在某个年份生人那里就一刀切。但是，如果只是把话题集中在讨论渐进的节奏本身而少顾及其他方面，就很有问题。
之前，某地社保发布的一份数据非常经典：
- 为7.55万名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了17885万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2368.87元；
- 为1.36万名机关退休人员发放了6909万养老金，机关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5080.15元；
- 为13.78万城乡居保退休人员发放了2854万养老金，城乡居保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207元。
不难发现：在只讨论渐进节奏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真正会导致的问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包括我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的社保基金账户都是现收现付制度，在职人群的缴费会直接用于支付退休人群的退休金。所以一些评论称自己家里老人只有一二百元养老金，自己缴纳的养老金是被拿去养别人家的老人，这种通俗的说法其实是正确的。
当然，谈到这一点，有些人又会理直气壮地讲：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现在领取多的群体是过去缴纳多的，现在领得少是因为过去没缴够。这样的话术的前提是：不管身份如何，每个人都有想缴多少就缴多少的权利和支付能力。
其实，养老金双轨制2014年以前才取消，过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根本不缴纳社保；过去不少人为了办“农转非”，千方百计花钱找人托关系。作为普通人，极少有机会能够决定自己的身份，农民没有缴纳社保的资格，企业职工也没有免缴纳社保的资格。后来取消双轨制、放开农民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社保，好听的说法是兼顾公平，其实纯粹是因为社保基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加大，要设立名目增加社保收入而已。
现在关于共同富裕有一些基本表述，比如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对于主要提供产出的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本身不提供产出，养老金的初衷与实质是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而非供老人用于超过在职人员标准的享乐。从这一点上，养老金发放额度就应当低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养老金，起到的作用到底是服务养老，还是体现特权、扩大贫富差距？远低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养老金，是能有效保障养老，还是仅仅作为“全覆盖”的一个幌子？
谈到收入分配问题，关于养老金发放额度问题，哪部分是低收入者收入应当被提高，哪部分是过高收入应当被调节？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养老金领取的过大差异并不能用“多缴多得”来解释，它在实质上就是阶层的差异，就是特权的体现。如果不解决这种特权问题，只顾着讨论延迟退休的渐进节奏的快慢，就是在激化社会矛盾。
还有一个新情况：目前看，无论使用哪种节奏渐进延迟，无论如何“自愿”如何“弹性”，90后和00后群体也不可避免将要100%按照65岁标准退休。他们是父辈财富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代，同样也是建国以来人口性别比不均衡现象空前绝后的一代，约六分之一的经济弱势男性将终身不婚，他们不会进入家庭产生软肋，不把这部分人群考虑在内的做法是短视且愚蠢的。
综合来看，实施延迟退休带来的真正的影响是：
检验社会公平、影响社会稳定。
不仅要通过延迟退休开源，也要注意对过高收入的节流；不仅要兼顾延迟退休实施的效率，也要真正注意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公平。延迟退休的实质是在大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尽可能使这个体系的生命得到存续，一切短视的做法都是在缩短甚至摧毁它的生命。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是把“勇于自我革命”当做一句口号。
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第（44条）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表述，可以作为对于舆论近期反映强烈的农村老人养老金过低问题的回应。
但是，依然是那句话，要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谈延退。随着人均寿命增长，要渐进延迟退休从道理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对公众的铺垫也有十多年，公众在心理上已经逐渐接受事实。但关键在于要先期剔除那些较大影响公平的因素再延退，否则再多的铺垫也无法避免在实践阶段暴露问题。